元末明初，僧辦典當行急劇減少，逐漸退出歷史舞臺，代之而起的主要是民辦典當行。自明中葉起，典當行無論是從數量、資本方面，還是從種類、業務方面來說，都有十分顯著的發展變化，堪稱我國典當業史上的分水嶺。明中葉時，民辦典當行中的商營典當行最爲興旺發達，構成這時期典當業的一個新的特點，即商人紛紛投資經營典當行並且成爲典當業的一支主要力量。
明代當商，還具有濃厚的地區專業色彩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州當商。論分佈範圍，其觸角遍及全國。《明神宗實錄》載：“令徽商開當，遍於江北。”在江南，常州府“質庫擁資孳息，大半徽商”；又浙江平湖縣，“新安富人，挾資權子母，盤踞其中，至數十家。”論資金後盾，其實力名列前茅。《明季北略》上說：在北京的徽商汪箕，“家資數百萬，典鋪數十處。”江蘇江陰縣的徽商程壁，廣有資財，“開張典鋪十八處。”小說《豆棚閒話》中的那個徽州典商汪彥家，不僅有數十萬的資本，而且“大小夥計都有百十餘人”。論經營方法，其靈活技高一籌。拿利率設定來說，《金陵瑣事剩錄》描述，南京“當鋪總有五百家。福建鋪本少，取利三分、四分，徽州鋪本大，取利僅一分、二分、三分。人情最不喜福建，亦無可奈何也”。可見，福建典當行堅持高利率，是難以與徽州典當行競爭的。
進入清代後，典當業開始形成民當、官當、皇當三足鼎立的局面。這是典當自產生以來，中國封建社會歷朝所沒有的現象。民當，即所謂地主商人出資開設、經營之民辦典當行；官當和皇當則均屬官辦典當行，但二者又有很大區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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